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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锐一进屋，就对屋里几位姑娘摆摆手：“今儿得离屯子一趟，先去京城办点急事。”

    这是唯一说得通的由头——去别的地儿，编不出来，圆不上。

    姑娘们嘴上舍不得，心里也明白轻重，都点头应了。

    当然，临走前那晚，照例热闹了一宿。被拉去“特训”的人，一个没落下。谁都不知道他这一去几天，那就趁着还在家，把力气和牵挂全补足喽。

    第二天凌晨五点整。

    杨锐背好包，踏出门，径直往图三院里走，去接师父王永山。

    “走！”

    王永山也已背好行囊，刚跨出院门，见杨锐来了，抬手一招。

    “好嘞！”

    杨锐二话不说。

    两人踩着露水，穿过田埂，往火车站方向赶。刚好六点那班绿皮车正等他们。路上东拉西扯，家长里短、婚事打算都聊了个遍。

    唯独任务俩字，一句没提——防的就是隔墙有耳。

    一路晃到沽城海边，已是晚上八点。

    天墨黑，浪轻响，海风咸腥扑面。

    码头边静静泊着一艘旧铁壳船，甲板上人影攒动：有穿得破破烂烂、鞋底都磨穿的；也有脖子挂金链、拎皮箱的，穷富两极，挤在一处，反差拉得老大。

    杨锐心头略奇，但没开口问，只跟紧师父，一起上了船。

    “龙哥，这回真能送我们靠岸？”有人凑上前问。

    “放心，脚盆鸡最近乱套了，查得松，好混。”

    “那就好！到了地头，我就自在喽——嘿嘿，在咱这儿实在混不下去，只能另找活路。”

    “你是犯了事儿要跑，人家又是干啥的？”

    一群人闲磕牙，你一嘴我一嘴。

    杨锐闭嘴听着，不出声。

    几句话一拼，他明白了：这船是专跑黑线的偷渡船，一人收二十块，价格不便宜。

    船上五十来号人，有刚蹲完号子想溜的，有生意垮了、钱烧没了想换国扎根的老板，还有几个眼神飘忽、手揣兜里不敢放出来的“特殊人物”。

    粗略一扫，五十多张嘴，一趟挣一千出头，纯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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