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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在此期间，中国青年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1933年12月，国民党内的左派和蔡廷锴、李济深及蒋光鼐的十九路军领导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进行镇压，加之当时**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仅仅53天中华共和国就被蒋中正击败，之后，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部分激进学生不满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随即生暴动。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期希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杨虎城决定接受**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政治犯被释放，**中央派遣**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

    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o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

    1937年7月16日、17日，蒋介石在庐山先后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1937年7月28日、3o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6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6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表示接受日军投降并缴获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仪式历时15分钟。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表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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